其文學誠當因時代以變體；且處此二十世紀，文學猶常含有世界底氣味；故今之參借西法以改革詩體者，吾不得不許為卓見，但改來改去，妳總是改革，不[外]是擯棄中詩而代以西詩，所以當改者則改之，其當存之中國藝術之特質則不可沒。

羅蘭.巴特是法國文藝批評史上的一朵奇葩，儘管他的批評手段每每引起傳統批評家的非議。

羅蘭.巴特的早期作品『寫作的零度』多少受了些馬克思主義的薰陶。後來受了德里達及結構主義的影響才在批評手法中融入了語言學和社會學的理論，將文藝批評科學化。

他1963年出版的『評拉辛 Sur Racine』具有標誌性，羅蘭.巴特想通過本書證明『文藝作品對讀者的依賴性』。在這一『依賴性』的基礎上，任何人都可以針對某個作家、某部作品作出任何評判，想說什麽就說什麽。

羅蘭.巴特開了『胡說八道』的風氣之先。

十七世紀法國：古典主義

1. 十七世紀的法國深受基督精神之影響。當時沒有人對宗教信仰直接提出質疑，更沒有人批評教會對世俗事務的干預。十七世紀的宗教矛盾集中於教派之間的鬥爭，正統和異端間的爭鬥（如Bossuet和Fénelon之爭，jésuites和jansénistes之爭)。這內部的門派之爭實際對基督教構成最大的傷害。

在形式上，笛卡爾（René Descartes1596-1650）的哲學並未違背天主教的教條；但就根本而言，它是反基督的。反宗教是社會進步的一種必然。笛卡爾注重方法論和科學推理，闢開了現代哲學的思索門徑。孔特（Auguste Comte 1798-1857）認為從『形而上學』到『宗教』再到『實證主義』，這是人類發展的三個必經階段（我不敢認同這一觀點yin）。

2. 在十七世紀，個人服從於社會，國王的權力是絕對的；思想家和普通臣民亦均以為理所當然。在經歷了上世紀的動盪之後，國家似乎成為人民的保護者，國家的存在是維繫穩定的需要（今天的法國總統Sarkozy也在競選時承諾保護法國人；不少法國人對世界一體化心懷恐懼。 法國保留着相當深厚的懶人共產主義傳統和大鍋飯習氣）。民族情結轉移和寄託到國王身上，對國家的依賴演變成對國王的個人崇拜。到路易十四統治時期，個人崇拜情形尤甚。學者們又稱十七世紀是極權(absolutisme)盛行的時代。

國王免除了上層社會的一切公共義務，於是達官貴人天潢貴冑們多了不少閒暇，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社交的發展。那時的主要社交活動之一是舉辦文學沙龍。文學沙龍多由女人主持，在文學界頗具權威性。這種沙龍的規模不大，對參與者的身份及品味要求甚高。沙龍文學孕育了艱澀華麗乃至矯揉造作的Précieux (Précieuses)文風。

3.但是最優秀的文學作品大凡能超越文學沙龍的侷促，突破矯揉造作的唯美主義而發展成古典主義。所謂的古典主義是審美情趣和邏輯推理相結合的產物。古典主義在語言上表現為：『語言雅致且有條貫、符合邏輯』，『少些文學語匯和抒情詩歌的無病呻吟』；換言之，『抒情』為『雄辯』所替代。文藝復興時期的文風這麽快就被拋入歷史的廢紙簍。對古典主義語言和文風的形成有卓著貢獻的是Malherbe（姑以『荒蕪』譯之，中國的現代作家中有個叫作荒蕪的），Malherbe是法國語言改革的先驅之一。

在內容方面，古典主義注重寫『實』。所謂『實』即普遍的、科學的、哲學的或自然的真理。對大自然美妙景致的描寫也屬於古典主義。個別的、特殊的現象則往往為古典主義所摒棄；個人主義也不大受歡迎。

古典主義同時重視對人的心理的描寫。

古典主義的另一特徵是維護或安於現狀，謹守當時的社會框架，避免觸及較易引起爭議的話題，總之是小心翼翼，平心靜氣，力爭客觀求是。於古典主義，個人的價值要服從於社會的整體價值。但是每個作家（高乃依、莫里哀、拉封丹、布啘露Boileau）又都有自以為是的真理標準，這似乎又與反對個別主義相矛盾。

4. 最後，十七世紀法國的結局是慘澹的。以人民保護者角色出現並鼓勵提倡文學藝術創作的路易十四死後，社會陷入相對混亂的狀態。這與上文提到的教派爭鬥、極權以及貴族過份享有特權有關。人民深感絕望，文學也不如昔日風光，相反它成為一種羈絆。到十八世紀，十七世紀那種審美情致已大大減弱，冷冰冰的推理主義、科學主義則得到發揮。這時的思想家致力於關於社會現狀合理性的思考。思考───實踐───改革───革命，這是十八世紀的軌跡。

功能主義是結構主義的一個分支，是一種思維模式。功能主義者以這種模式探究語言以及語言同世界的關係。
功能主義緣起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布拉格學派Cercle de Prague。布拉格學派是於1926年由Vilem Mathesius建立的。
學派的參與者除捷克學者外，還包含了德國的Buhler，法國的Tesniere(代表作：『結構主義句法』），Benveniste(代表作：『普通語言學問題研究』），Vendryes（代表作：『論語言』）以及Andre Martinet（代表作：『普通語言學要素』及『卸下粉墨的法文』）。當然不能忘記俄羅斯的兩位大家：Jakobson及Troubetskoi。中國的語言學家中，同布拉格學派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當是趙元任。
布拉格學派的研究方法是於1929年由Mathesius首度明確提出的（見：Functional Linguistics）。Mathesius重視的是語言的共時性以及語言同社會和文藝創作的關連。
換言之，布拉格學派認為語言有一定的終極性和目的性（參見Jakboson [Questions de poetique」，Jakobson是批評純粹語音形式主義的）; 該學派注重歷時性同共時性的結合，主張將從歷時性研究得出的語言規律應用到共時性研究中。

（未完待續）